无何有之乡

艾未未：汶川之后，谁死在第二次？

2009-04-21T01:06:00.000-07:00

汶川之后，谁死在第二次?

在那夹着春草的泥土

覆盖了他的尸体之后

他所遗留给世界的

是无数的星布在荒原上的

可怜的土堆中的一个

在那些土堆上

人们是从来不标出死者的名字的

——即使标出了

又有什么用呢？

——艾青《他死在第二次》

读到这首诗时，艾未未有点吃惊。“父亲那些诗我差不多都翻过，但是真的不记得有这一首。”那一刻，他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和父亲这首诗冥冥之中的关联性。

采访的当天，艾未未又将两篇被删的文章再次贴到博客上。在等了300多天还没有等来政府公布地震遇难者名单后，这位中国著名当代艺术家和自己的志愿者们开始了对地震遇难学生名单的公民调查。离“5·12”地震一周年还有60天的时候，他在博客上贴出了68份名单。在最新的统计名单中，有4855个孩子的名字。

他自称遗传了父亲——著名诗人艾青基因中最不好的部分。“他比较个人主义、自由化、反权威。他也喜欢谈公平和人性。”他认为自己的行动是出于最基本的伦理认识和价值判断,就好像在菜市场里看见小偷，大喊“捉贼”一样理所当然：“我们的伦理很简单，生命是有价值的，我们要珍惜每一个生命，哪怕他已经死去了。我们对死去的生命不认同的话，实际上是对生的不尊重，是对我们自身价值的贬值。”

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的时候，艾未未已经在新疆开往北京的火车上坐了70多个小时。走到石家庄，对面来的车都向他喊：“别去了，地震了！”，那时人们还不知道是唐山，都以为是北京地震了。他还是去了。从长安街走到中山公园，他在公园的亭子里睡了一夜。半夜余震一晃，有人就从亭子里“扑通”一声掉进水池子里去了。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的时候，他一下子懵了。十几天后，他走遍了除北川外的大部分灾区。他很认真地向大家澄清自己那时并没有做救灾工作，而只是去体验和感受。调查遇难学生名单是他选择为地震遇难者们所作出的努力。虽然调查工作遇到了很多冷遇和阻挠，但他和志愿者们还在坚持：“不是有没有信心的问题，是我必须做。”因为除了地震之外，更多的悲剧是那些日常的悲剧，更可怕的是 “太阳一出来就啥事都没有了。”

先期派出的纪录片小组，给他带回了800多个遇难者家属的访谈。一位叫杨小丸的母亲说，我不希望得到国家的赔偿，用我女儿名义领到的任何一笔钱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羞耻。我只希望人们记住她在这个世界上开心地生活过七年。“遗忘是回避伦理审判的技巧。作为国家的遗忘、作为社群的遗忘、作为个人的遗忘，都是伦理选择中的一种技巧。”艾未未意识到问责不仅仅是追究某一个人的责任，而是每一个人都要负起自己的责任。

因为对公共事务的发言，艾未未越来越多地被公众关注，却常常让人忘记哪一个是属于他作为艺术家的艺术作品。他承认，在1980年代他选择做艺术，是对体制的逃避，“政治是一块巨大的、残酷的、从大山上滚下来的石头，我们只是希望躲得越远越好。从事艺术是一个理由，是一个可能性。”但他完全不认为艺术只是在美化生活、装饰生活，他认为艺术必然具有唤起人们良知和自我价值的审定、判断的可能性。“如果说艺术家算是人类神经比较敏感的一部分人，或者说是眼光比较犀利的一部分的话，那他不可能不看到人类的痛苦和绝望之处。在这些问题上如果无所表达的话，我很怀疑他的道德状态。”

谈话时，他声音很低，温和而斯文，很认真地反讽，很自然地开玩笑。他不想让别人觉得他很重要。

9岁的时候，他随父亲被流放新疆。那时，他想放弃学业去放羊，因为这个工作最孤独最自由。“我们有400只羊，它们在前面走，掀起的尘土让我自己都看不见自己。”24岁的时候，他告诉父母，去了美国就再也不会回来了。但他又不想要学位、一个美国身份或者中产阶级的生活。

在纽约十年留下的影像中，有年轻的导演陈凯歌、诗人北岛，也有艾未未参加反战游行、抗议警察的示威照片。“因为你是活在一个绝对个人化的空间里。没人理你，你也不必去理别人，这时候你就会想还需要去做什么？你可以什么也不做，但是这确实是一个你不得不去想的问题，因为你正处在青春期，那种想做点什么的年纪。”他认为自己的反抗更多针对的是体制和系统，他不喜欢依附于任何价值观，包括宗教。虽然博客文章大面积被删除，他也不愿意专门架设博客，担心因此来看他博客的人会全部都是“战士”，“好像仪仗队一样”。他习惯于向庞然大物竖中指。

艾未未太多次配合媒体进行各种回忆了，回忆童年，回忆纽约十年，回忆父辈。最后一项让他最为不耐烦。他觉得自己和父亲交流很少。因为艾青60多岁时，艾未未只有几岁。从美国回来后，他们几乎也不怎么说话，他只记得父亲站在四合院里对他说：“这是你的家，不要太客气了。”正是这句话，把他带回了中国。很快他以此感慨现实：“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就是太客气了。”

画家陈丹青在谈到他和艾未未的区别时，曾表示，艾未未是“真左翼”，而他是右派。所谓真左翼则“大致是蔑视权威，同情弱者，有反社会倾向，主张革命，文艺观主张前卫，厌恶旧的传统的精英的文化。”虽然因为奥运，曾被艾未未骂做“软骨头”，陈丹青还是不止一次在各种采访中提及对艾未未的敬佩。问及对艾未未收集遇难者名单的看法，他说：“未未是一种朴素的左翼精神，不是理论的左翼，他是行动者，他的言说也可被视为行动。今日社会能有未未，是进步。他的抗议方式非常个人化，但很有力量。”

午后两点。艾未未的夫人路青谈起家里那只叫托尼的狗已经上了年纪，随后就骑自行车出门了，朋友们于是散去。保姆拿出拖把，搬起客厅里的中式太师椅，又一次进行例行清洁。

最近来采访的人太多，几乎都围绕地震遇难学生名单，从外面带来的尘土总是弄脏地板。

访谈艾未未：对我来说，每天都是5·12！

我们也是政府的一部分

第一次去四川灾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艾未未：5·12地震以后，是“蒙了”。我当时没有做救灾，因为灾难太大了，政府来做秩序会比较好，效率也更高一些。关于地震的报道我看了很多，刚开始是悲痛和震惊，很快的，就转化为一种爱国主义教育，或者说宣传的成分越来越大。我是在一种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去了四川，想亲身体验一下。除了北川以外的其他区域，我基本上都去了。

对教育部门和其他行政部门在伤亡人数统计以及一些其他信息的公开问题上，我很不满。我在很多篇博客里都问道，为什么我们不可能有这个名单？这是一个无法含糊的问题，这么多生命失去了，这些生命就是孩子。对那些农村人来说，尤其只有一个子女的，从幼儿园到十八九岁的孩子，父母可能把过去十几年的情感和力量、财富都供给了这个孩子，现在瞬间消失了。

在等待近一年也没有得到信息的时候，我决定做一些个人的努力。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众人对类似事情的态度都是，先期待，因为得不到答案而郁闷，然后放弃，然后就是埋怨，最后就是觉得没办法，我们的世界只能这样。

我想也许并不一定是这样，今天，政府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也是政府的一部分；社会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也是社会的一部分。每个人承担的，觉悟也好，意识也好，所做的行动也好，都在表达我们希望社会是什么样的。

这件事是我不能容忍的——如果我们的社会有人这样去做、去坚持，我们的社会会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社会，而且事情会好办很多。不会是大家都在看，看政府的笑话之类，或者是作为旁观者来看。

十七大谈的是，我们需要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是一种折中的说法，未必要民主的社会，但是科学的社会也可以。什么是科学的社会呢，事实基础是第一步。因为所有的科学都是建立在“真”的诉求上，“真”则是建立在一个对事实基础的认同上。这个思想，我们顺着它说过去，是可能的。但是事实、真相、监督、信息公开、透明化这些都是逃不开的。这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础。

具体做的过程是怎样的？

艾未未：我们先派了一个纪录片组，共采访了二三百个遇难者的父母，或他们的亲戚，让他们谈了在什么地方听说地震，地震时他们是什么状态，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的孩子遇难了，当时的反应是什么，后来到学校以后的救助情况是什么，包括提取DNA、掩埋，政府的安抚工作，包括现状。同时我们去寻找这批遇难者的名字。这批资料回来以后，我们发现里面问题太多了。

60%以上的家属在地震之后就再没见过他们的孩子，很多人不知道孩子掩埋在哪，掩埋的时候也没有得到通知。甚至还有很多人认为他们的孩子没有死，是被送到了医院，然后再没回来。什么样的说法都有。很多家长被抽血，去做DNA鉴定，但是后来就没有了音信，再去询问就会受到冷遇。比如说人太多，我们没办法做等等。当做到七八百个人名时，我们觉得必须让更多的人参与这个事情。

很多人都说，他们已经死了你们为什么还要找这些名字。我觉得这是我们对死亡的意识问题。确实，因为一场灾难，有些人死了，有些人活着。那么活着的和死了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时候人是真正的死了？是不是只有有了真正的身份的时候，他才算死去？比如，他是谁，他是怎么样死的，他的年龄有多大。那么活着的记忆，是不是只有当这些信息存在时才是可能的？而不是说只有一些笼统的死亡数字。

我认为这是一个起码的伦理问题。就在网上贴了帖子说，我们要做一个公民调查。这个公民调查有几个关键词：一个是责任，一个是真相，也就是事实，还有权利。责任事实上包含着个人的责任和作为个人的群体——国家、政府的责任；事实包含着政府应该公布的事实和我们希望知道的相关信息；权利是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去问责政府，监督政府。

宣布了这个事情以后，迅速得到了回应，到现在可能有三五百个志愿者愿意加入，反应比较热烈。我们手头上有70多所学校的名单，根据不同的毁坏程度，做了区域性划分。

志愿者的工作情况怎样?

艾未未：想做这件事的志愿者有三四百人，最终参与的有100人左右，在那边实际调查的有五六十人。主要调查方式是走访学校和受难者家属。我们曾打了200多个电话给四川省的各级政府，从各地市政府、公安局、民政局到学校校长，还有各个县级的部门，获得了一个统一的回答：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家机密，或者说不对个人公开。这些信息无法获得，同时也没有一个清楚的说法会在什么时候公开。这导致我们更希望能在5·12之前获得比较完整的信息。

尽管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几乎80%的志愿者都有被带去问话的经验，但这些志愿者们，从10多岁到80多岁，他们的觉悟都非常让我感动，因为他们是中国第一批对民权、对公民责任有觉悟、有行动的人。

问话是想知道什么？

艾未未：警察问的最多的是：第一，你们是什么目的；第二，你们为什么要拿到这个名单？第三，你们后面是什么样的组织，谁资助了你们？

公民问责应该成为日常经验

公布名单是否是孩子父母的意愿？他们的生活会不会因此被外界打扰？

艾未未：这是城里人一种很文明的想法。对于农村的父母，失去了孩子就失去了未来，他们什么都没有了。他们最大的感激就是有人能提起自己的孩子。

有一个叫做杨小丸的母亲，告诉我说，孩子刚被掩埋，她就被通知去掉工资单上5块钱的独生子女费。她说，我不想以我女儿的死来换政府的救济，我只是愿意让人们记住我的孩子。我们不会说不尊重他人的隐私。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无产阶级是没有隐私的。这句话还确实是这样。他们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他们其实也不需要什么，他们就是需要公正。他们希望问责。而追责并不是非要受到惩罚，我对这个没兴趣。我的意思是说，这是对社会伦理的一种体现，它会告诉大家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可以的。

追责同样是说，我们的社会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即使我们活着的每个人都要付出代价，我们也都要承担。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的错误，我们损失了这么多，但我们愿意损失更多来挽回我们的错误。

家属们对你做的事是什么反应？

艾未未：家属们就是哭哭啼啼，感激我们，要我们主持公正。我们主持不了公正，我们只能问清楚名字和信息。

工作打算持续到什么程度？

艾未未：我说过很多大话。我说过，持续到最后一个人名发现，持续到我还活着的那一天。我希望这是一个日常的工作。对我来说，每天都是5·12。

对这些名单有没有什么打算？

艾未未：现在已经很奢侈了。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名单，让遇难者家属感到来自社会真正的尊重，而不只是一些钱，也不只是一些数字和写在砖头上的号码。这种尊重也不仅仅是一座25亿的博物馆，或者灾难旅游的一部分，而是社会能够理解什么是死亡、什么是失去，理解生命和死亡之间的关系，包括我们应该怎样活着。

应该使公民问责成为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日常经验，是成为更积极、更富有生命力的社会的一部分。没有这个条件，这个社会是不可能发展的。所以说，我们不能把责任都推在某一个人身上，或者某一个阶层身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承担。

需要拯救的是生者的灵魂

你的父亲和你现在的工作有没有关系？他会赞同你现在做的事情吗？

艾未未：不能想象，他从来没有赞同过我做的任何事情。但他也没有反对过我。我父母都没有能直接地影响我。他自顾不暇，连我上几年级都不知道。回北京后，我们借住一个工人家里，工人是他的“粉丝”。他恢复名誉的时候，我已经出国了。他的地位，我没享受过，还好没享受过。

父亲那首《他死在第二次》，讲的就是即使用崇高的理想也没办法来替代个人生命的价值。虽然人们一贯给牺牲找到理由，但是那些牺牲的人们我们有多少能记得他们的名字？我非常认同他这一点，所有这些在这次地震中的遇难者家属，他们真正的打击不仅仅来自于地震，而是来自于人们对他们的遗忘，或者是对他们不公正的待遇。这种遭遇会伴随他们一生。

你对他的疑问“即使知道他们的名字，又有什么用呢？”有没有同样的困惑？

艾未未：这是一个问题。不过我不觉得他的意思就是不要这样做，他所表达的是对一件事情的感伤。当然，我也有这种困惑。但是我们谈一个生命的价值，这些死去的孩子，跟它相关的就是他们的名字、年龄和他们曾经属于谁、在哪里失去的、因为什么理由，这是生命完整的一个过程。实际上对他们的忽视和遗忘是生者，是我们的死亡，是我们对这一价值的一次亵渎。我觉得需要拯救的不是死者，而是生者的灵魂。

除了收集地震名单，你也参与了很多与公民利益有关的事件，这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从最早做艺术、做建筑，到现在关注政治，关注杨佳案，这之间有没有内在的联系？

艾未未：我在不同的地方说过，最早我做艺术是对权力的一种回避。我们生长在一个权力非常绝对的年代，没有人敢碰。所有碰过权力的人可以说是大面积的伤亡，不要说是碰，只是不留神的撞到都会出问题。后来去了美国，逐渐认识到维护个人的权利，维护个人情感的基础是任何一个社会所必须，否则这个社会没法存在。

我现在20岁，我是80后

这些认识是在美国生活的日子所带来的改变吗？

艾未未：是的。美国是我第一次有机会生活在所谓“民主”国度。这是西方所标榜的，但至少在我24岁到36岁这段时间里为我能够修复自己的心理问题，提供了一个条件。那里使我能够自由放任，不说胡作非为吧，至少是没有人会使我的尊严有所伤害。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美国的经历对你的表达方式或价值观有什么影响？

艾未未：价值观方面多一些。在美国，我们烧烧国旗、游行示威好像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大概是87年、88年吧，有一次，警察想把我们的公园优化一下，变成一个漂亮的公园，实际上那里是流浪者和嬉皮士聚居的地方，我们不希望他们优化。我愿意他们住那，虽然我不住那。我们就上街闹，刚好我拍了照片，我把照片交给专门监督警察的纽约民主自由协会。这些照片直接导致一个警察局局长的下台，还处分了几个警员。这个运动持续了一年多。

有一天，我回去，站在街角，忽然就很奇怪我怎么在这个城市生活了10年。我也没拿到学位，也没拿到美国身份，有点像个流浪人，因为没有家也没有财产，到现在我也不会开车，该没有的我还都没有。还好，我没有轻易地去依附于某种价值。我空手而去，也空手而归。

此前在国内你的身份是艺术家，但最近两年你开始关注政治和社会问题，这种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艾未未：其实我是自然进入的。最初是我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一篇文章，讲钟南山丢了一个电脑，就说还是要保留收容遣送制度。以我的美国经验，一下子就觉得这是最不能容忍的事。如果你们去看我最近的一个展览，就会知道我为什么会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中国如果有30万留学生的话，我可能是唯一一个参加过反海湾战争示威游行的。我也是唯一一个在美国本地参加了很多反警察暴力的抗争，还有维权的游行，无论是组织还是报道。当时我的照片《纽约时报》、《纽约邮报》都用过。我针对的是系统和体制，实际上维护的是个人的权利和价值。我在90年代末就已经意识到，个人权利和系统与体制之间可能就是未来最重要的一个矛盾。

你觉得未来中国社会如果发生变革的话，什么是最主要的推动力量？

艾未未：全民的教育。这一块在中国已经彻底塌方了。所以我们根本不用太多去谈。我多次提到为什么我最信任80后，因为我认为他们是最彻底被教育所荒废的一代。他们是被教育遗弃的一代，这使他们转向了网络。网络是一个机会，杂草丛生，他们进入到荒原当中，有可能发现珍稀的奇花异草，也有可能死在荒原之中。但是我认为至少他们是有可能的。

未来你会变成一个公民教员吗？

艾未未：公民教员我做不了，我只是在做自我教育。如果我不做自我教育的话，我会失去兴趣。我从我们做名单收集这件事开始，政府的反应、民众的反应、警察和参与者的心理变化，以及志愿者写的报告，他们个人家庭里发生的问题，对我来说都比任何好莱坞大片好看，都会让我伤感或激动或愤怒或感动。我们出去的过程，要翻山，要过河，有时天会黑，有时会下雨下雪，我不认为我们真的会走到哪里，但是你如果不让我们去走、去感受又不可能，因为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有权利去感受这一切。这是我大概能够想象的。

我希望我的行为和我的做法为大家提供一个借鉴，大家可以认为我这个人很无知、很不安分或者很无聊或者很想出名，也可以认为这个人做这件事也许有意义，或者说我们会产生某种信任，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去做。做和说是不一样的。做事可以很清晰的，有清晰的意图也有清晰的结果。

以后，我准备做一个公民发布会，把我未来要关注的10件事公布出去。我觉得任何一个维权的人，都同时也在维护别人的权益。我现在是20岁，我是80后。

我所见之云南

2009-02-10T23:43:00.000-08:00

详情请见：梅里、明永、哈木谷等。

那些伤疤也该开花了吧

2008-11-10T23:34:00.000-08:00

我看见他
如此悲伤
我想
我可以
买下他
和我住在一起
在我的
床上
我做梦离开的时候
他可以守着我的衣裳
在沙漏的沙子漏干之前
摸摸我的头发

我所见之都兰

2008-10-23T20:43:00.000-07:00

更多图片及旅行经历可见：空谷绿音

水懒和海狸是什么关系？

2008-08-27T01:20:00.000-07:00

妹妹

2008-06-30T03:57:00.000-07:00

妹妹不是我的妹妹。

妹妹和我的师姐是亲姐妹。我和师姐虽然相差三岁，但从来直呼其名，可她的亲妹妹一来，我就无师自通般地喊起了“妹妹”。

妹妹和我同岁，算起来我只比她大几个月的样子。她和师姐从脸型到身材，长得完全不一样，比如我师姐是瘦瘦的瓜子脸，妹妹则是苹果一样的圆脸庞。别人都说，我和妹妹长得倒有点像是亲姐妹，加上我一口一个“妹妹”，真蒙住了不少人。

还是我大一的时候，师姐刚好大四毕业，同宿舍八个姐妹中有四个考上了研究生。师姐有个青梅竹马的男朋友在天津，所以她也准备再考一年，考到天津去。

师姐在学校里租了间平房，又因为房东的介绍在学校里做了辅导员。聘用制，100个学生，每月工资是一个学生三块钱。妹妹初中毕业去了北京一家印刷厂学徒，为了照顾姐姐复习，她就从北京带着一床被子搬来和我师姐一起住。

平房虽然简陋，但是最大的好处就是有个小厨房能做饭。每当我实在受不了食堂的伙食时，就经常跑到师姐那去煮方便面，蹭吃蹭喝。

妹妹又找了工作，还是印刷厂，工资八百。上班分白班和夜班。上夜班那星期，她总是早晨回来买点早点，然后熟睡一天，等晚上师姐下班回家叫醒她，再继续上工。妹妹脸色总是很白，我老觉得她是太辛苦的缘故。

妹妹喜欢看漫画和言情小说，早晨下班总要租一本回来看。有次我进门，就看见妹妹手里捏着书，睡着了。开工资之后，妹妹买了随身听，磁带里有花儿乐队——“我是你的罗密欧”。

妹妹有一个交往中的男朋友，是原来在北京打工时同一个厂子里的工友，也是老乡。妹妹离开北京之后，周末时男的就常常坐车来看她。还好我们这个城市离北京不远，火车、汽车差不多有一个钟头都能到。男朋友来的时候，妹妹就很高兴，总是张罗着烧菜。他们一起去我们学校旁边的公园玩，高高兴兴地拍照、野餐，连我都要羡慕那份浪漫。有次我无意中看到妹妹的手机，收件箱里都是那男孩的名字，难怪妹妹下班看着短信，疲惫的脸上也会浮现出笑容。

小伙子我也见过几次，我猜大概就比妹妹大一两岁的样子。个子不高，穿着难免显得土气，但是干净体面。男孩人很懂事，话不多，但是从眼神、举动里都能看出是很爱妹妹的。妹妹过生日，男孩不仅买了蛋糕，还从北京送来一只巨大的玩具熊。

过年的时候妹妹要男朋友上门，那时我也放假了。开学之后再见妹妹，却再也不见她提起男朋友。我去问师姐，说是父母托人打听了，男的家穷，好像还背着债要还，于是根本不同意两个人的事。过年时男生上门，被赶了出来，妹妹也被关在家里，几天不许出门。妹妹哭闹，不依不饶，不吃不喝，但无论怎样，父母都要她和男的断绝往来。我问师姐，你为啥不劝劝父母？师姐说，这怎么劝？我也不愿意妹妹将来嫁过去受苦。何况当娘的说了，穷也不怕，可男的个子又矮，论长相也太一般了，嫁人咱总得图一样不是？更何况爹也发了话，要是还敢和那小子往来，我就死给你看！

妹妹变得郁郁寡欢，我和师姐都没什么办法再哄她开心。而且，师姐和天津的男朋友，因为某些错综复杂的家族恩怨，始终没办法光明正大的“在一起”。师姐总跟我说起这个我从来没见过，但是帅气、幽默的男友，言语间惆怅不已，痛苦不堪。

一年之后，师姐搬到了学校的单身教工宿舍，手下的学生变成了300个，工资还是一个学生三块钱。三年之后，我也要大学毕业了。师姐考了三次研，这一年终于考上了，不过不是天津的学校，而是调剂到了北京。

因为早早退了宿舍，毕业答辩时我又将就在师姐的单身宿舍住了一晚。那天妹妹带了新男友回来过夜。男的看着比妹妹要大好几岁，个子高高的，两人亲热甜蜜。师姐说，妹妹的男朋友早带回家去给父母见过，家长们很满意，大概很快就会订婚了。

又过了一年，听人说师姐在研究生院经人介绍认识了新男友。北京人，有房。人高大英俊，温柔体贴。因为年纪比师姐大了几岁，也很想尽快结婚。自此，师姐每日享受着卿卿我我，和我再也没有了联系。

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2007-03-04T21:47:00.000-08:00

我是在石家庄和平医院出生的。

怀我时姥爷去世了，我妈自己坐了一夜火车匆忙赶回家，她本以为这么一折腾我肯定保不住了，可没想到她挺坚强我也就挺坚强。我妈说我出生的那天下着点小雪，下了一阵子下午就放晴了。和今年的这一天气很像。我妈说我出生那年年还没过完，窗外鞭炮一响我就大哭。那年全国演射雕英雄传，电视里梅超风一笑我就吓得大哭。这样说来我不仅天生爱哭，还胆小。

1985年，他们抱着我从石家庄回北京，买了最贵的软席车票，据说只有中央领导才能享受。火车到了永定门车站（那会还没有北京西站），爸爸叫了出租车来接我们回家，当时的出租车行业还是国营，全部都是国外进口的高级轿车。

我老认为我是我爸养大的。因为我妈工作忙，事业心又极强，产假也没休直接就回医院去倒夜班，所以我出生就吃牛奶。刚出生接回家我很怕冷，晚上冻得哭，我爸就把我放在他的肚子上暖着，我果然安然入睡。

三岁之前生活在北京。二岁起开始被送去上幼儿园长托，一周接我一次。每次送我去幼儿园，我妈都给我准备一个白色的布口袋，绣着我名字，里面装一两个水果。三岁时我爸先转业回石家庄，我妈带着我在北京。三个月后我爸去幼儿园接我，我问他，叔叔你找谁？后来，我们全家搬回了石家庄。

我妈说当年决定离开北京是因为她单位离我爸太远，每天坐班车换地铁再倒公交要两个多小时。又偏偏差一站地不算两地分居，我妈单位不给分房子。等我自己来到北京工作，每天早晚追着公交车狂奔的时候，我就想起当年因为常年上班跑步赶公交，终于在单位的1500米长跑比赛中拿了冠军的妈妈。离开北京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我的教育。要是在北京，将来上学就要上红星公社小学，东高地中学，每天上学要走十几里路。或者去上王朔在《看上去很美》中提到的翠微路小学和太平路中学，而这两个学校在当年北京是有名的不太平的学校。

我的幼儿园生涯一直延续到六岁。我上的省二幼，据说当时是唯一直属于河北省教委小教科的幼儿园，对孩子的教育和管理都比较正规。这个幼儿园每年招生名额很少，比研究生还难考。幼儿园离我家很远，我妈每天送我去幼儿园，我总是记得在那些冬天，她给我裹上厚厚的围巾，然后骑车穿过漫天风雪。

六岁我上小学一年级。六岁生日那天，我爸带着我去买了一个大个儿毛绒玩具，然后告诉我，从今天起我就长大了，以后就是大人了，大人就没有生日礼物了。七岁生日的时候，我爸妈给我买一个奶油蛋糕，上面好象是个椰子树的图案，后来我就再没吃过生日蛋糕了。就这样，我再也没有了生日礼物和蛋糕；18岁生日那天，我自己给自己带了份炒白菜作为午饭。

就这样，我长大了。

胡同里的光阴流水

2007-02-10T15:55:00.000-08:00

早晨隐约听到秃子出门的声音，醒来时发觉自己病了。屋里没生火，被窝里都是寒气。到处找不到引火的木炭，只好还去找街坊借火。街坊大妈略带嘲笑地问我北方人怎么还学不会生火，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一会儿却又惦记着过来问我火着了没有，嘱咐我在下面先垫上块儿乏煤，白天记得封火。

我住的这片胡同虽小，却五脏俱全。胡同两个口各有一个公厕，厕所旁边一户人家门口的大树下每天中午都有一圈菜贩聚成一桌打麻将。街上出门有两家杂货铺，卖挂面、鸡蛋也卖五毛钱一袋的辣豆干。我就是在杂货铺大妈的热情指导下，才买了五毛钱面粉自己熬浆糊，用报纸糊了墙。稍微走远点，有一溜小吃店，还有一家名号为“大佛寺商务会馆”的破败小旅馆。

胡同里一家挨一家有好多理发店，上周六和秃子去13CLUB看演出，出门随便找了一家小理发店剪头，一推门才发现其实理发并非这家主业。剪头大姐听见我进来，隔着花布门帘从容地叫我先等等。稍后一阵穿衣服的哔嗦声之后，她才安排我坐下。我毫无意见，只可惜她的理发技术并不过硬，把我的刘海剪得像狗啃的一样。

胡同里的街坊都是京味京腔，热心和气，清早赶公交总能碰上一位大妈，忽然就有一天关心地问我过年还回不回家。有天路过地安门，路口白胡子老头倚着电线杆叫卖北京晚报，字正腔圆，京味十足，忽然就觉得亲切。

上午朋友来看我，生病不舒服但还是陪她在周围转了转。我们走了很多路，也说了很多话。从胡同里一直走到王府井吃了一碗馄饨侯。经过锣鼓巷，看到胡同里老头坐在自家的杂货店门口晒太阳，周围停了许多搞胡同游的人力车，师傅都坐在太阳地儿里快乐地调笑。

光阴流水，生活不就该是这样？我为自己在地铁里流的眼泪找到了合理的解释，那是幸福的突然到来，让我有点猝不及防。

我们俩

2007-02-08T06:08:00.000-08:00

秃子养着一只猫名为"胖子"，男，二岁，黄眼黑毛。一开始秃子叫他“狗狗”所以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一只狗。当他发现自己是一只猫的事实后，性格开始变得忧郁，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思考并说服自己。

他是只哲学猫。

秃子问他，胖子，你是一只黑猫，那你吃不吃白老鼠？

胖子站在大衣柜顶上意味深长地望着他，不，我是一条狗。

他是只摇滚猫。

我问他，胖子，听听音乐好不好？

他卧在我身边睡眼惺忪地抬头，好，但我只听非主流。

一般情况下他和来的客人都相处得很好，除了老特对猫过敏，周六下午和胖子一起看完一集《越狱》之后立刻引发肺水肿送去医院。

我刚来的时候，他表现得安静内向，远远的瞧着我，没两天就自来熟，主动凑到我身边撒娇，再过两天就敢立起来跳到我身上和我抢东西吃，还探到我的大茶杯里喝水。秃子每天通常过了午夜才回家，所以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都只有胖子和我，我们俩。

我一开门，他就迎上来。

我吃什么，他跟我抢什么，我吃稀饭他也扒着锅看看。

我不在家，他偷吃我当作早餐的香肠。

我喂他，他用暖暖的小舌头舔我的手心。

我给他抓痒，他拿小脑袋暖我的手。

我看书，他站在桌子上看我。

我上网，他就摇着尾巴在显示器前面走来走去。

我听歌，他卧在我腿上。

我睡觉，他跳进我被窝里取暖。

他其实挺耐得住寂寞，我也是。

他其实总是在寻找温暖，我也是。

就在这个小胡同里，住着我们俩。

南吉祥胡同的幸福生活

2007-02-01T06:55:00.000-08:00

在老特的关照下，我拖着一只大号旅行箱，在北京的寒风中搬进了南吉祥胡同甲十九号。

屋子挺小挺旧，墙皮一直往下掉。因为是在胡同里，所以上厕所，洗澡、洗衣服都不方便。屋子推门进去是门厅，很小但权被当作一个房间，满放着一盒猫沙，一堆儿蜂窝煤，一张单人床，一个圆桌和一把椅子。往后走是厨房，窄小的空间被主人又兼做浴室和厕所。最后是一间卧室。

房子原来的主人是老特的朋友秃子。一个人住，养着一只叫胖子的黑猫。他并不介意小屋再住进一只大猫，于是慷慨收留了在北京流浪的我。门厅小屋归我，卧室归他，黑猫胖子没事就在两个屋子之间走来走去。

秃子虽然一样做着不靠谱的工作却是有追求的文艺青年，有三把吉他和全套调音设备，每天下班回家他听歌或是弹琴，我在外屋伴着音乐读书或者入睡，倒也十分惬意。

搬进胡同，我开始学生蜂窝煤炉子。第一天回家时火就灭了，找街坊借了火，老头一面无限感慨年轻一代居然不会生炉子，忘了本，一面热心教我。等我自己弄时却不小心被烧红的铁炉膛盖烫了手，顿时起了两个水泡。第三天我终于学会了，回来立刻换煤，晚上就没有再挨冻。

这条胡同东面是东单，西面走两步就是美术馆，向南是三联书店，往北是地安门和钟鼓楼。周围老北京胡同林立，守着一家美术馆，两个大书店，三个话剧院，看各种演出展览都十分方便，只是我上班远了，每天公交再换地铁，路上要花一个多小时。于是我学会了在地铁上打瞌睡，早晨站着睡，晚上坐着睡。

我每天早晨六点半起床，七点出门赶早班公交。晚上六点下班，路上买菜，八点到家。第一件事是换煤，之后开始做晚饭，再给自己和秃子各做一个第二天上班带的盒饭。安顿好一切基本就到了十点。读书到一点睡。第二天仍旧周而复始。

周日中午，我一直睡到阳光从破了的明瓦天棚射下来。我忽然觉得自己活得像一棵只需要光合作用的植物，我能感觉到幸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幸福。

我对秃子说，我觉得生活很幸福。
他说，生活一直都很幸福，我们要习惯幸福。